卅年砥砺，风云激荡。从扎根一隅、服务地方的“金融毛细血管”，到与国同梦、与城共进的“经济重要支柱”冠达管理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用三十载时光，完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跨越与重塑。在此背景下，金融界重磅推出“城商行三十年：跨越与重构”系列策划，系统梳理城商行蜕变为区域金融支柱的历程，剖析行业挑战与未来航向。
本文为城商行三十年策划特别篇，全景回顾行业从规模扩张到质量优先的转型征程，解码其在风险化解与改革创新中的发展逻辑。立足当下行业分化格局，探寻城商行锚定 “五篇大文章”、深化区域服务的破局之道。
正文：
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“毛细血管”，城商行历经30年发展，在监管“顶层引导+精准施策”推动下，通过破产重整、合并重组、引入战投等多元路径化解内外部风险，实现了从“粗放扩张”到“精细发展”的初步转型。然而，当前全球低利率周期叠加国内经济新常态，城商行陷入“内卷”加剧、息差快速收窄、信用风险分化等经营困境，传统“规模竞速”模式难以为继。对此，城商行需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，以深化差异化竞争筑牢区域服务壁垒，以优化盈利模式破解息差依赖困局，以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守住安全底线，在破局中实现“韧性生长”，持续为地方经济与金融稳定注入动能。
三十年回顾：风险化解的“四种模式”与启示
国内城商行的发展史，本质上也是一部不断应对、化解风险的历史。从1995年整合城市信用社起步，到经历快速扩张后风险暴露，城商行的改革化险实践，为理解中国金融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。受宏观压力传导、同业竞争加剧、内部治理缺陷等因素驱动，城商行纷纷探索差异化化险路径，其中省级城商行等中大型机构的模式最具代表性，这些实践不仅有效化解了区域集中风险，更推动城商行迈出了从“粗放”到“精细”的转型步伐。
对于已资不抵债、风险无法通过重组化解的高风险城商行，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是关键选择，通过“资产剥离+新设机构承接”的方式，既能彻底切割历史不良与无效资产，又能由新设机构承接优质业务与网点，既保障区域金融服务不中断，也防范区域风险集中爆发。包商银行的案例堪称典型，2019年其因大股东违法违规占款超1500亿元引发信用危机，成为我国首例进入破产重整的城商行；2020年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内蒙古自治区、包头市两级财政及部分区属企业，同时引入建设银行、徽商银行等优质机构，共同新设注册资本200亿元的蒙商银行，承接包商银行区内资产、负债及网点，区外业务则由徽商银行接手。如今，蒙商银行以“国有控股+多元股东”结构，通过完善“三会一层”治理聚焦内蒙古本土，为中小微企业与乡村振兴提供支持，助力地方经济稳健前行。
当区域内多家高风险城商行呈现“小而散”特征、单家难以自救时，由地方政府主导冠达管理，将多家机构解散后合并，新设省级城商行承接全部资产负债，借助规模效应与资源整合实现风险共担、能力提升，成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四川银行的组建便是例证，2020年前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、凉山州商业银行均面临风险困境，不良率大幅攀升且曝出管理层内外勾结骗贷案件；2020年，四川省政府牵头推动两家银行合并，新设注册资本300亿元的四川银行，由四川金控等国资股东注资。承接全部资产负债后，四川银行通过“不良资产打包转让+政府贴息”处置历史不良，首批剥离转让约150亿元不良资产。截至2024年末，四川银行净利润达20.36亿元，同比增长55%，不良贷款率降至1.38%以下，不仅填补了四川省级城商行的空缺，更增强了当地城商行综合实力，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、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国家战略注入金融新动能。
由区域内经营稳健、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作为主体，吸收合并规模较小、风险较高的同业机构，通过优势机构输出治理经验、客户资源、风控能力，帮助风险机构实现“平稳过渡”，能有效减少对区域金融生态的冲击。中原银行的整合案例颇具代表性，2022年前，洛阳银行、平顶山银行、焦作中旅银行均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、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弱的问题，而中原银行作为河南省唯一省级城商行，公司治理完善、经营稳健，具备整合基础；2022年，中原银行以“定向增发+现金收购”方式吸收合并三家银行，整合后梳理出约200亿元不良资产，通过“自有资金核销+引入AMC合作处置”逐步出清。此次合并后，中原银行资产规模突破1.3万亿元，跻身全国城商行前十，虽2023年受重组阵痛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，但2024年已实现盈利反弹，成为服务河南“制造业强省”战略的核心金融平台。
除了合并重组，各地城商行也在探索引入战略投资者、推动业务转型等差异化化险方式，通过外部资源注入实现“轻装上阵”。锦州银行2019年引入工银投资等战略投资者，以3折对价剥离1500亿元不良债权，同时通过定向认购债务工具补充资本，改善资本充足水平并压降风险资产规模，2024年完成港股退市，2025年10月公告将由工商银行正式收购；盛京银行2021-2022年由沈阳国资全额承接恒大股权实现国资控股，2023年向辽宁资管出售1760亿元不良资产包，交易通过辽宁资管定向发行15年期专项票据完成，2025年10月公告拟于11月20日从联交所退市；温州银行2021年引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系统内19家农商行入股，获得科技、人才资源支持，构建“城商+农商”联合信贷模式，业务上聚焦特色转型，逐步下沉县域服务。
经过长期改革化险，城商行的发展质效显著提升，尤其是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改革化险成果逐步显现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我国高风险中小银行机构数量较峰值大幅下降，浙江、湖北等9个省份已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“动态清零”，区域金融安全底线进一步筑牢；城商行通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、完善股权管理机制、加强关联交易风险管控等举措，有效避免“大股东控制”等问题，经营动力与活力不断增强，同时更清晰聚焦服务城乡居民、中小企业、地方经济的核心定位，主业发展方向更明确；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规模较“十三五”时期增长超40%，城商行不良率、拨备覆盖率保持平稳，截至2025年6月末，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为1.76%，较2019年末下降0.56个百分点，拨备覆盖率185.53%，资本充足率12.64%，风险指标保持稳健，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；城商行合并重组案例增多，山西银行、四川银行等省级银行先后成立，行业进入“减量提质”阶段，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，整体竞争力显著增强，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。不过也需注意，改革化险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阵痛期，特别是省级城商行等大型机构的组建过程中，仍可能面临公司治理改革浮于表面、实质风险化解周期长、业务转型动能不足等挑战，后续仍需持续发力破局。
城商行新挑战：低利率周期下的“生存压力测试”
当前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，叠加全球低利率环境影响，城商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，从“规模竞速”的旧模式中突围已迫在眉睫。从宏观层面看，城商行同时承受经济增速放缓与低利率环境的双重压力，监管层既要求其支持地方经济和重点领域发展，又需防范化解薄弱环节风险，双重任务下经营难度加大；从区域层面看，城商行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深度绑定，业务布局、客户结构、资产质量均依赖地方经济生态，这种“共生性”也让其成为区域风险传导的重要载体，区域经济波动直接影响机构经营；从行业层面看，城商行内部“内卷式”竞争加剧，全国性银行凭借规模、品牌、资源优势不断下沉服务重心，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，进一步挤压城商行的客户资源与市场份额。此外，部分城商行因公司治理不完善、风险管理能力不足，信用风险防控成效不佳，进一步制约了可持续发展。
2025年，全球普遍进入降息周期，国内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当前国内政策利率处于全球偏低水平，给银行业经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。而城商行高度依赖传统存贷业务，利息净收入占比普遍超过70%，同时还面临全国性银行业务下沉与区域内农商行竞争的双重挤压——在低利率周期下，城商行息差快速收窄，部分机构息差甚至低于自身信用成本，面临生存危机。从数据来看，1年期LPR从2019年的4.25%逐步降至3.0%，5年期LPR从4.85%降至3.5%；负债端，2025年国有大行1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已进入“1”时代，各地城商行也纷纷跟随调整。2025年第二季度，银行业净息差降至1.42%，其中城商行仅为1.37%；2024年城商行净利润同比下降13.14%，2025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.06%。持续的盈利压力倒逼城商行重新审视传统盈利模式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。
低利率周期往往伴随区域经济增长放缓、产业转型滞后、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等问题，直接导致城商行信用风险敞口扩大。尽管前期改革中城商行强化了风险管控，但受经济影响，部分区域和行业的信用风险仍在持续显现，尤其是房地产相关领域、城投化债等重点领域，风险传导压力不容忽视。从区域差异来看，各地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化明显，2025年3月末，黑龙江、甘肃、海南、吉林等地城商行不良率均在2.3%以上，而浙江、江苏、北京等地城商行资产质量保持优良，不良率均低于1%。这种差异与当地经济结构、产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——东北、西部部分省份及海南等地，城商行本身面临较大信用风险暴露压力，加之区域经济恢复缓慢、行业政策变化、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传导等因素，进一步加大了资产质量下行压力。目前，城商行房地产领域贷款风险已相对释放，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城商行仍将面临信贷风险管控与风险资产抵质押物处置的双重压力。此外，2018年以来，中央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作为与地方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机构，城商行在化债背景下也面临信贷增速放缓、风险管控压力加大等问题。
城商行破局之道：探寻“韧性生长”之路
面对复杂环境与改革化险任务，城商行需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，聚焦发展质量与效益，走出一条创新转型、降本增效、差异化竞争的道路，真正实现“韧性生长”。差异化是城商行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关键，需从地方服务、数字化转型、品牌建设三方面发力：紧密围绕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，聚焦地方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，推出个性化、专业化金融服务，加强与地方企业的长期合作，建立稳定合作关系，争做地方企业的“主办银行”，让服务更贴合地方经济需求；加大金融科技投入，搭建数字化业务平台与服务渠道，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，比如推出线上化小微贷款、智能理财推荐等，提升服务效率与客户体验，以科技赋能业务发展；通过优质服务积累良好口碑，结合线上线下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履行社会责任，比如支持乡村振兴公益项目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等，以品牌建设积累客户、扩大市场份额，增强客户粘性。
面对息差收窄的现实，城商行需从收入结构、资产负债管理两方面优化盈利模式，提升抗风险能力。重点提升非息收入占比，布局财富管理、并购贷款、财务顾问等投行类新兴业务，围绕客户多元化需求创新产品与服务，同时巩固传统结算业务收入，形成“传统业务稳基础、新兴业务拓增量”的多元非息收入来源，减少对利息收入的依赖；在资产端，加大中小企业、科创等领域高溢价资产配置，压缩低收益资产规模，提升资产端收益水平，针对“五篇大文章”相关信贷业务实施差异化定价，精准匹配风险与收益；在负债端，优化存款结构，拓展低成本主动负债，降低负债成本，同时通过精简组织架构、优化业务流程等方式控制运营成本，从“增收”与“节支”两端发力改善盈利。
风险防控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，城商行需从风险预判、体系完善、存量化解三方面筑牢风险底线。建立专业研究团队，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与行业发展趋势，比如重点跟踪房地产、地方城投等领域的风险变化，针对不同行业特点与风险状况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，合理调整信贷结构，避免过度集中于高风险行业，从源头控制风险；建立健全覆盖信用风险识别、计量、监测、控制的全流程风险管理体系，加强贷款全流程管理，比如优化贷前审批标准、强化贷中动态监测、完善贷后催收机制，利用金融科技搭建大数据风控模型，实现对客户信用状况的实时监测与精准评估，提升风险识别与管控效率；综合运用多种市场化手段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，除传统的核销、打包转让外，积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、债转股等创新方式，提升处置效率，针对高风险机构，继续围绕“兼并重组、减量提质”推进改革化险，通过优化公司治理、整合资源发挥协同效应，依托监管与地方政府支持畅通不良资产化解机制，推动合并重组后实质风险出清，并逐步构建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方案，为风险防控提供资本支撑。
结语
城商行始终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，在改革化险中夯实根基，在服务实体中彰显价值——从高风险机构数量大幅压降、资产质量指标稳健，到省级城商行整合资源填补区域服务空白，行业“减量提质”的转型成果已然显现。但低利率周期的考验仍在持续，息差收窄的盈利压力、信用风险的区域分化、重组机构的转型阵痛，仍在倒逼城商行彻底告别规模依赖。
未来，城商行的“韧性生长”，既要扎根地方沃土，以数字化转型赋能特色产业服务、以品牌建设巩固区域客群粘性，在差异化赛道上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；也要向内修炼内功，通过多元盈利结构提升抗周期能力、以全流程风控化解存量增量风险，在精细化经营中夯实发展底气。唯有如此，城商行才能真正穿越低利率周期的迷雾冠达管理，从“规模扩张的追随者”转变为“价值创造的引领者”，在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，持续贡献金融力量，推动自身与地方经济形成更为深度的共生共荣格局。（本文为东方金诚供稿，作者为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高级副总监 李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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